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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他们用一生诠释“我爱你中国” 背后的故事太感人
文章来源: 央视新闻     作者:    发布时间:2017-10-03 15:37    点击量:139    

  今年6月,在中央电视台综艺节目《出彩中国人》的舞台,来自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60位老人共唱了一曲《我爱你中国》,这群平均年龄72.3岁的演唱者,感动了无数观众。这些老人都经历了哪些人生故事?

  87岁的老人圆了“国产大飞机梦”

  87岁的程不时是艺术团中年龄最大的成员,他的名字与我国的大飞机研发制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只有7岁的程不时开始了逃难生活。战机的轰鸣声如影随形,它渲染着恐惧与仇恨,同时也在少年心中埋下了“飞机梦”的种子。

  1947年,程不时考入清华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因为国家当时并没有独立的航天工业,他的这个选择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

  程不时:有的大人告诉我,这个航空系前途不好。系主任都说,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转系,说会没地方工作。但是我不管,我要建设祖国的航空。

  国家的峰回路转,是一代年轻人实现理想的最强的推动力。开国大典那一天,程不时的飞机梦再一次被点亮。

  程不时:当时还有一些原来的传统,要举行提灯游行,我们学航空的,就做了个飞机灯,像真的一样,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一片掌声。群众向我们喊,希望你们将来真的为祖国建设飞机出来,这个使我热泪盈眶。这个时代有很多巧合,我毕业的那年,新中国开始成立航空工业局。

  1951年,程不时进入航空工业局。1956年,中国开始依靠自身力量发展飞机设计事业,成立了“第一飞机设计室”。程不时担任总体设计组组长。1958年,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教-1首飞成功,标志着新中国自主设计研制飞机成功迈出第一步。

  上世纪70年代,程不时从沈阳调到上海,这一次让他全心投入的,是大型喷气式客机运-10的设计任务。

  程不时:20世纪60年代,周总理到国外去,他到国外一看,人家都坐喷气飞机了,而我们坐苏联的一种落后的螺旋桨飞机。国外就有人讽刺,说中国还没有进入喷气时代,中国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鹰。

  1980年9月26日,经过10年奋战,人们盼望已久的我国自行和研制的大型喷气客机运-10,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腾空飞上蓝天,这给了程不时极大的鼓舞。但由于各种原因,1982年起,运-10研制基本停顿了。

  今年5月5日, C919大型客机在上海首飞成功,停滞三十多年的国产大飞机梦最终得以实现,作为C919设计专家组成员,程不时在上海浦东机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刘西拉,1957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他的妻子陈陈,1956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陈陈:那时候我们高考有一篇作文题,你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结果我说我就想选这个专业,将来我有一天要建三峡,结果我还真建成了。

  记者:你为什么那个时候就很明确想建三峡呢?

  陈陈:学习的过程中间,了解到三峡是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水利的中心,将来是要建水电站的。

  1958年,国家决定修建十三陵水库,为赶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筑坝任务,北京市委决定发动全市工、农、兵、学、商各方面力量参加义务劳动,刚入学一年的刘西拉也参加了义务劳动。

  刘西拉:从夜里11点干到早上7点,干了两个星期。农民喊着口号,说向大学生学习。灯火辉煌中间,喇叭筒里放黄河大合唱,“怒吼吧黄河,五千年的民族,苦难真不少…”,我唱得眼泪都下来了。这次,我们真正感觉到,一定要翻身,这个对我们教育太大了。

  俩人攻读了研究生后,刘西拉被分配到成都的西南建筑研究所,陈陈被分配到四川德阳电机厂,两地相隔71里,由于夫妻俩两地分居,他们把孩子送到南京的爷爷奶奶家,一家三口聚少离多。

  陈陈:当时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我们的口号。

  刘西拉:服从国家分配是自然的。我们觉得我们学的知识,不是卖给人民,是还给人民。

  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以新的姿态融入世界。陈陈和刘西拉分别于1980年和1981年赴美留学。根据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记录,刘西拉和陈陈是改革开放以来双双取得博士学位后第一对回国的留美夫妻。回国后,刘西拉受聘清华大学,陈陈则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俩人至今未下讲台,继续教书育人。

  刘西拉:学成就是回国。当时我1981年出去,1985年定好计划一定要回来,因为我知道,下一个建设高潮就要来了,我要赶上。

  陈陈: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希望搞三峡。后来我就成为三峡的顾问,当了10年。当时,我们的caterpillar的挖土机,2.7米的轮子直径,我手都够不到轮子。这么大的工程,我在里面是控制系统的顾问,这个不是任何出国的人能够做到的。

  在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做核试验

  学以致用、报效祖国,是那一代年轻人由衷的理想。

  同样来自上海的1965年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毕业生张利兴,和他的妻子1966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生朱凤蓉,毕业后双双选择到新疆马兰的核试验基地,从此隐姓埋名,就连家人都不知道他们具体在干些什么。

  记者:为什么不选要回上海?

  张利兴:大一的时候,我们到颐和园去玩,碰到了陈毅副总理,当时是兼外交部长。他听说我们是搞核的以后,就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子还不是很硬,等你们搞出了原子弹,我的腰杆就硬了。

  朱凤蓉:当时我到清华的时候,系主任跟我们讲,你们的志愿就是要做爱因斯坦式和居里夫人式的科学家,我觉得自己,也是能够做这样的人,为国家做一些事情。

  新疆马兰是被业内人称作“最适合做核试验、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不仅寸草不生,夏天地表温度可达六七十度,空气温度四十几度,冬天温度会降到零下二十多度,风吹起来,人体感觉生疼,那时张利兴和朱凤蓉刚刚结婚,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家,家就在单位。

  朱凤蓉:工作上的压力,要大于生活上的压力。比方说我们搞核试验,有些重要的参数你必须要得到的,日思夜想,做梦也在想。

  而在新疆马兰,张利兴和朱凤蓉夫妇参与了我国第一枚氢弹、第一次地下核爆炸等历次核试验,改革的浪潮席卷祖国大地,当时远在大漠的张利兴和朱凤蓉也感受到了这种趋势。

  记者:你们在大漠里面做实验的时候,也就是在外面市场经济正在蓬勃往前走的时候,这些东西会对你们有影响吗?

  朱凤蓉:我觉得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我尽力了,我觉得我还是感觉到自己没有白过,我就觉得挺好的。

  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对世界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并于当年的9月24日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服从国家的总体战略,张利兴和朱凤蓉奉献大半生的事业戛然而止。

  核试验暂停了,但它以另一种方式留在了张利兴和朱凤蓉的身体里。因长期接触放射源,50岁刚出头,朱凤蓉就患上了膀胱肿瘤、白内障和白血球下降。但她却说,好像还没有到要命的时候。

  1997年,张利兴晋升少将军衔,第二年,朱凤蓉也晋升少将军衔。

  张利兴:都没想到,我们都没想到。

  朱凤蓉:怎么会是我,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做的,并没有多么突出。

  “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全部!”

  2008年,在刘西拉的组织下,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成立。除了程不时、刘西拉陈陈夫妇、张利兴朱凤蓉夫妇,团员中还有其他年高资深、国内外知名专家,国家级首席科学家,机关团体领导干部,高级工程师和企业家。每个周六,他们从上海的各个角落汇集到一起,进行排练,几年来风雨无阻。

  2017年6月10日,艺术团60名成员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线。凭借一首《我爱你中国》,这群平均年龄72.3岁的清华校友一夜之间声名鹊起,最终获得《出彩中国人》第三季总决赛最高荣誉大奖。

  朱凤蓉:我每次唱《我爱你中国》,眼泪都想掉下来。中国到今天这个局面,真的很不容易。

  张利兴:感到很激动,我们亲眼看到中国从贫穷落后,走到现在的繁荣富强。想到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也为中国做出了贡献,尽了我们的努力。

  刘西拉:我们不谈谁的名利,谁有多大的名,多大的利。我们谈的,我们这一代做了一件事,把共和国挪到世界的中央,有你的功劳,有我的功劳。

  陈陈:我觉得我们的成就感在这儿,所以我儿子回来,我也是带他去看三峡。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的幸福和成就感。

  程不时:我爱你中国,这是我们的心声。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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